施政办事的原则。一是要谨慎执政，不能纵乐，贪图安逸；二是要依规施政，明辨是非；三是要公平执法，不得偏私；四是不能贪得无厌，中饱私囊。最后，周宣王对逨说，如果逨没有按照他的告诫去施政，就是王一人的错，王没有尽到职守。从西周册命类金文中，不难发现西周天子对官员，特别是高官的职业操守有较高要求。
周天子对官员上任前的训诫谈话，在金文中的事例不多，只有位高权重者才会有。而逨为“监察”官员，对于这样的要职，周天子用人自然要谨慎。周宣王对逨的训诫中所反映的西周时期吏治思想，也是中国传统吏治思想的核心内容。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出土实物，都证明了廉政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从杨家村窖藏出土情况看，窖藏应经过设计后建造而成，窖穴外还有建筑物，窖穴四壁规整，27件青铜器摆放有序，上面还盖着草席，并不像是匆忙间埋藏，而更像是家族的“藏宝”之地。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铭文中年、月、干支、月相俱全，为明确西周王世纪年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中新社记者：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以铭文多着称，这些铭文在研究周秦历史中有何重要作用？
王竑：中国的青铜文明始于公元前2000年，经夏、商、周，近15个世纪，其中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最有价值，而青铜铭文在商朝已出现。
商朝青铜器铭文较短，几乎均为一两句话，五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。内容一般是族徽标志或地点场所。西周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增多，内容涉及广泛，有记录战争、封赏、土地转让、契约文书、家族历史等各个方面。
宝鸡在西周时期是京畿重地，也是虢、散、夨等西周诸侯国的封地，自汉代以来，宝鸡就不断有青铜器出土，历代不绝，包括大盂鼎、散氏盘、毛公鼎、虢季子白盘、何尊、大克鼎等诸多重要青铜器都出土于宝鸡。
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大量源于窖藏，占全国窖藏出土铜器的78%，而窖藏青铜器多是生活在宝鸡的世家大族所用的庙堂重器，且大多有长篇铭文。这些青铜器铭文记录了周王朝的兴败衰亡，或墓主人的身份权利和地位等，“浓缩”了西周时期的重要历史。
青铜器通过铭文，从不同角度记录了西周的政治经济、社会生活等，涉及政治谋划、征战杀伐、祭辞诰命、册赐宴飨、土地转让、刑事诉讼、盟誓契约、婚嫁礼俗等方方面面，承载着政治文化、宗教信仰、审美等多方面内容。古代典籍中在这些方面的记载颇多缺佚，青铜器铭文弥补了史料的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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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记者：东西方青铜文明有何异同？宝鸡出土的哪些青铜器带有东西方交流的“印记”？
王竑：青铜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发展阶段，世界各个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有所不同。安纳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，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；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；欧洲的青铜时代则于公元前2300年开始。
东西方青铜文明存在一定的共性，比如都出现了武器、日用器具、工具等，体现了古人对祭祀和战争的重视。
同时，东西方青铜文明也有很多差异。以青铜器铭文为例，商周时期有铭文的青铜器目前已发现两万余件，记载了各种史实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。而欧洲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早期的铭文主要发现于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，铭文大多铭刻在石材或陶器上，相较而言字数少，内容也不甚丰富。
中国出土的大型青铜器以容器为核心，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，主要用于祭祀祖先，多随葬于墓中或以窖藏储存。而欧洲青铜器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神灵，大部分献祭于祭祀场所，小部分随葬于墓中。
东西方在青铜器制作工艺上也有所不同，中国的青铜器主要采用块范法铸造，而西方多采用锻制和失蜡法制作。但宝鸡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上也留有东西方交流的“印记”。如在石鼓山墓地出土的一件西周时期青铜铠甲，其形制为整片式铠甲，而非中国传统的由甲片缀连而成的鱼鳞状铠甲。据科学检测数据分析，此铠甲应是先用中国的块范法铸造，打造出比铠甲甲片稍厚的铜片，再根据人体各部位形状，继续加热锻打而成，从铠甲的形制到制作工艺，体现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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